可见，尽管我国当前尚未正式创设人工智能司法应用领域算法备案制度，但已经开启了司法人工智能算法的审查、评估和备案的实践。

授权包括概括授权和具体授权两类。具体授权相对来说范围有限，且较为明确，不会实质性破坏权力配置的整体结构，故此模式可被接受。

在需要的情况下，中央立法机关甚至可以向地方立法机关作概括授权。一种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利来源是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社会和国家的存在是个人权利的前提，个人权利是主权者通过宪法和法律对共同体内部的各种资源进行分配的产物。在行政组织的纵向保留中，相对复杂的问题是组织的职权是否需要中央立法保留。其中，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是主要目标，而中央统一领导是实现该目标的保障手段。民主原则要求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故而民主正当性越强的机关就越有作出重大决定的权能。

这说明行政权的享有主体从宪法上说是各级人民政府，而一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属于行政权的内部结构，不在整体上承受行政权。另外，部分涉及基本权利的条款也出现在第2章以外的部分，如总纲中规定征收、征用制度的第13条第3款。康德认为所有权实质上蕴含着双重的所有（占有），既是集体意志的占有，又是个人意志的占有。

不过，他们对权利的研究又有某种连贯性，体现了前后相继、不断深化的思考路径。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ius natural由强调人的自然义务之自然正义（或自然法）之义转换为自然权利之义，主要归因于17世纪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卢梭设想的个人获得土地所有权的另一种路径是，一大群人在还没有任何土地的情况下先行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然后再去占据一块足够全体成员之用的土地，而后他们或者共同享用这块土地，或者平分土地，或者按照主权者所规定的比例划分土地。所以，卢梭不赞同霍布斯、洛克所讲的自然权利观念。

尽管对这一问题作细化研究非常烦难，但为了给我们论述的主题提供一个知识起点，对这一问题作一粗线索的追溯似乎是必要的。换句话说，康德所讲的自然权利是思维活动的抽象物，而不是霍布斯等人假设的一种历史状态—自然状态—中的人的活动现象。

权利们（rights）中的每一个权利（a right）也不能等同于权利（right）。谁能同意自然状态下的一个人将另外一个人先行猎取的猎物抢走的行为是公正的？我们虽然不能将这种行为说成不公正，但更不能将这种行为说成是公正。尽管当代西方一些学者对施特劳斯的观点加以反驳，但国内法学界把自然权利先于自然法的观点视为古典自然法学的普遍性、代表性观点的看法仍然相当流行，并且国内法学界或多或少地认同这一观点：权利先于法（自然法和实定法）而存在。同时，在集体将某物赋予某人之后，仍然存在着集体的现行占有，即在该人享有所有权、对该物实施法律占有的同时，还存在着集体与该人共同的对该物的占有权利。

因为只有共同体的存在才能有分割分配的协议或者默示的同意。难题在于，一个人怎么能够将人类共有、共享的自然物、土地等变为自己私有的财物？格劳秀斯曾经解释，或者由于人口增长导致土地资源匮乏，使得人们无法共用土地。当人们普遍地相信上帝存在，并作为宇宙万物之主根据自我意志给万物立法、赋予其本能时，这种出于上帝之意志的人的本能就自然地带有正义正当之义。康德认为的自然状态并不是个人间的无联系、无组织状态，其中可能存在婚姻、父母权威、家庭等组织形式。

以至于，就像我们不能把山川、河流、树木、花草说成是权利一样，我们也不能把一种客观存在的本能自由说成是权利。卢梭设想的共同意志形成并持续存在的条件是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

从17世纪到18世纪，古典自然法学的权利观念包括霍布斯、洛克的本能自由权利观，洛克的本益禁侵权利观以及卢梭、康德的公意自由权利观。（二）作为公共意志表现财产权观念权利究竟是个人本能意志之表现物还是公共意志之表现物？这是18世纪的自然法学权利理论与17世纪的自然法学权利理论的一个分水岭。

康德指出，自然状态中即使存在着个人对物占有的事实，即使个人有对该物占有的意志要求，这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因为自然状态中没有表现公共意志的法律。责任是服从理性底定言令式的一个自由行为之必然性。从理论逻辑来看，卢梭、康德的公意自由观是古典自然法学中更为成熟、完善的权利观念，因其中内含着正义正当的意思，所以它看起来更像是权利。造物主命令每个人存在多久就存在多久，每个人必须保存自己，不可改变自己的地位，也不得改变他人的地位。在自然状态下，一个人以自己的本有力量获得自然物，就成为他的财产，即该人对该物享有所有权。所以，权利不是、也并不源于个人意志。

这首先表现在他们对权利概念的思考、阐释。所以，是群体意志使得该个人享有对该物的权利—占有权（所有权）。

所以，在霍布斯这里，权利与自由等义—某人享有某种权利（right）等同于某人享有某种自由（Liberty）。只要有代议立法机构，就有可能使人民处于事实上被奴役状态。

其中，以自由为本义的权利观念是这一学派的主导性权利观念。简单地说，卢梭认为，不受个体理性汇集而成的群体共同理性约束的自然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利。

反过来，一个人能够占有、消费该物，就反证该人对该物享有所有权或得到所有权主人的授权。最后，权利也不是权利人自我的能力或力量的产物。在洛克叙事逻辑中，生命、健康、自由等现象之所以被称为权利们（rights）中的各项具体权利，以致其中的每一项都含有抽象、普遍意义上的权利（right）要素，就是因为造物主规定的自然法规定对它们不应当侵犯。第二种意义上的权利们（rights）是指一个一个具体的、个别的权利构成的权利们。

在洛克时代，还没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对物质世界、人类起源的认识还基本停留在《圣经》解说的上帝创世说上。这就意味着生命是权利健康是权利自由是权利财产是权利。

即使该物实际上脱离他的力量控制，他仍然对该物享有权利—所有权。即权利（right）＝不应当被侵犯，生命权＝生命不应当被侵犯。

因为必须先有集体共同占有，才有集体意志将某物赋予某个人的可能。康德的思路与卢梭的思路具有融贯性。

它们就是指自然法所规定的不可侵害的利益们—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霍布斯的定义突出地表示right是行为所处的一种状态：主体的行为因为可作选择而处于的自由状态，而教会法学家们对ius natural的解释突显的是人做某事的内在的本源性驱使力，所以，他们总是用表达力量、官能、本能（potestas，facultas）之类的与力或能有关的词去解释它。在这些具体权利中所包含的抽象普遍权利（right）要素是什么意思？这才是需要我们真正关注的问题。使用‘jus或‘right来表示主观权利的做法在格拉提安（Grantian）以来的12世纪教会法话语中就已经很常见了。

反之，不具有正确正义公正正当等蕴意的现象不能被称为权利（right）。这种权利（应当不）并不指向主体的自我行为，而是指向他方（其他个人、或社会、或国家）的行为：是对他方行为的禁止。

但是，在代表着其成熟思考的著作《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摈弃了历史论证的方法，转而借助当时流行的自然状态模式假设论证。问题在于，这种大家同意的规则不可能在自然状态中存在。

将一个自然存在物直接命名为带有道德蕴意的权利，这正相当于休谟（David Hume）指出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的作者的论述体现的跳跃：由是与不是突然直接跳转为应该或不应该。但是，另一方面，霍布斯对权利概念的解释有创新性。